历史上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子

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 群居部落的经济方式以自给自足为主, 为了满足对内部无法生产的特殊物品的需求, 偶尔进行商品交换。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不同个体和地区发展出了自己的生产专长,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被打破, 逐渐过渡到商品交换的社会形态。在早期, 商品交易采取易货形式, 对契约制度的要求不高, 与交易风险和交易对象的人品关系不大, 即使没有法律契约也可以完成简单交易。但是, 易货贸易寻找合适交易对手的时间很长, 交易地域很小, 交易的效率非常低下, 无法满足已进入农业社会的人类商贸需求, 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应运而生。

数千年前, 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居民, 很早就开始使用早期的货币。中国的货币文化灿烂辉煌, 有文字记载的货币史长达 3500 多年。先秦时期, 牲畜、 兽皮、 珠玉、 贝、 布帛及金属都充当过货币。《 周礼·载师》 云: “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 里布上有币名、 年月、 地址、 钱数、 发行人印信。《 诗 经·氓》 云: “ 氓之蚩蚩, 抱布贸丝。匪来贸丝, 来即我谋。” 周代 800 年的币制, 一直以布帛为本位。

现在的金融科技创新都并非从天而降, 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它们的影子。很多人以为中国的金融创新都是舶来品, 其实古代中国是金融科技创新大国。例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之一, 冶铜术就是一种金融科技, 有了铜钱, 中国的历代王朝才避免了西方国家金银短缺的困境, 商品贸易长期稳健发展。公元前 1500 年, 商代已有铜贝币, 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之一。公元前 800 年, 春秋初期已有青铜铸造的刀币。虽然青铜币在早期商品交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由于青铜的价值低, 携带不便, 后期逐渐被金银等贵金属所取代。以金银作为支付媒介,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比较小, 无须辨别对手是何人, 只要能够钱货匹配, “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就可以进行正常交易。

但是, 由于贵金属产量有限, 加上经济活动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长, 容易出现通货紧缩。例如, 西方欧洲小国曾因金银产量受限, 导致金银币的重量日渐轻薄, 这个困扰直到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的银矿之后才得以缓解。此外, 贵金属媒介还面临运输成本高的问题, 远距离的贸易 面临巨大的操作风险。由于路途不便, 盗匪猖獗, 长距离的运输如何保证金银的安全成为主要问题。为了减少运输中的操作风险, 中国古代曾产生镖局等从事商业护运的行业, 虽然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操作风险, 但交易成本显著上升, 交易的规模和地域范围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寻找一种在更广泛空间内分配且简便快捷的长距离支付方式, 成为金融创新发展的必然需求。

中国在支付领域的科技创新长期引领世界

历史上，中国在支付领域的科技创新长期引领世界。东汉以后, 纸张在中原的使用日益普遍。借助造纸术的发明, 唐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汇兑体系—“飞钱”, 商业效率得以极大提升。唐宪宗元和初年, 商业和贸易极度繁荣, 金银携带不便, 朝廷鼓励商人 在京城把金银财物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 ( 各地方) 设于京城长安的 “进奏院” ( 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 换取纸质官方兑换券, 称为“飞 钱”, 后携券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凭券取钱。与此同时, 部分商人也 仿效官府的“ 飞钱” 模式, 在各地区或主要城市设立商铺联号, 代营“ 便换”, 成为民间的汇兑券, 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降低了对金银铜钱的需求, 缓解了钱币的不足; 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 也减少 了因携带大量钱币造成的不便。

为了保护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 唐朝西域都护府还创立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边关制度, 颁发“ 过所”, 类似于现在的护照, 其上标明商人的来往地和经商目的, 缴纳一定税收后可以享受大唐王朝的全程庇护。由于实现了金融支付工具和金融制度的创新, 唐朝的商业活动极度繁荣, 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方贸易的枢纽, 商品和金融资源实现了在欧亚大 陆广阔空间内的优化配置。我们常以为大唐盛世源于李唐王朝的经济、 军事实力, 其实金融工具创新和制度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宋时期, 印刷术开始出现。益州府 ( 四川盆地) 经济发达, 丝绸和盐铁交易非常兴旺。北宋王朝为了防止铜钱资源外流, 限制边区的铜钱使用。四川的金属货币以铁钱为主, 重则二十多斤, 轻则十几斤, 携带十分不便。北宋初年, 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专职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 铺户把存款数额填 写在用楮纸印刷制作的精美纸券上, 再交还存款人, 并收取一定的保管 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被称为交子。商人携带轻便的交子在四川进行商贸买卖, 最后获取的盈利以 “ 交子券” 形式在铺户兑换回金属币。

交子的便携性大幅降低了长距离交易的成本, 解决了贵金属作为交 易媒介携带不便的困扰, 但是纸币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弊端———交易对手风险和支付媒介的价值风险显著增大。部分精明的交子铺户在经营中 发现, 存款人存兑金属币存在时间差, 用少量的铁钱储备可以发行大量的交子, 不仅能放大铺户的资产规模, 还可以利用多发的交子进行放贷生意牟利, 于是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 作为一种新的流通 手段向市场发行。逐渐更多的人意识到这项业务有利可图, 不久市场上 便出现了很多交子铺户, 交子发行数量大增, 信用大减, 价值暴跌, 引发了地区性金融危机。北宋景德年间 ( 1004—1007 年), 益州知州张泳 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 剔除不法之徒, 交子铺户专由 16 户富商经营, 可以理解为是当时的官定 “ 持牌金融机构” 。宋仁宗天圣元年 (1023 年), 政府设益州交子务, 以本钱 36 万贯为准备金, 首届发行官交子 126 万贯, 准备金率为 28%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发行管理机构和最早的纸币准备金制度。

北宋最初对于交子的发行确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则: 交子采取分届发行的办法, 每届到期时, 用新发行的交子替换旧发行的交子; 交子的发行需备有金属货币作为钞本, 依惯例每造一届交子需准备铁钱 36 万缗作为钞本。但是, 这些规范交子发行、稳定交子发行量的规则并没有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因对辽、 金长年征战, 朝廷财政亏空日益增大, 官府发现超量发行交子可以解决军需的燃眉之急, 货币管理制度很快让位于 现实之需。交子分届发行规则被破坏, 交子开始新旧两届并行, 发行量倍增, 导致交子严重贬值, 出现了全社会的恶性通货膨胀。

北宋灭亡后, 南宋复制了交子的金融创新, 发行了“ 钱引”。宋朝灭亡后, 元朝和明朝先后发行了 “中统钞”和 “大明宝钞”。在每个朝代发行纸币之初, 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制度规则, 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发展, 受到社会欢迎。明末张萱在《 西园闻见录》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钱者, 特天子行权之物耳, 上之威令果行者, 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 桑楮可以肩于锦绮, 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 但是, 金融科技创新的力量终究难以抵挡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欲望, 后期每个王朝都抵御不了诱惑, 纸币创新沦为掠夺社会财富的便捷工具, 通货膨胀反复出现, 愈演愈烈。永乐年间, 明朝政府被迫取消了大明宝钞, 退回到铜钱和白银支付。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具有政府信用背书的法定纸币的国家, 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货币政策管理机构—“ 交子务” , 也是第一个经历纸币型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国的纸币创新领先西方 600 年, 但结局令人唏嘘。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技术不精, 而在于皇权至上的社会体制和对财政支出无节制的欲求没有办法保证金融创新的持续性。

金融创新兴于技术，成于制度

金融发展的历史表明, 金融创新兴于技术，成于制度。持续的金融创新需要理论、科技、法律和商业四个要素有机结合、 共同发展。在制度层面, 东西方的法律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古代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体系导致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在朝廷的强力管控下, 很难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金融创新虽然可以产生, 但长期的持续性取决于朝廷的态度。与中国不同, 欧洲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是小国共存, 王国之间经常依靠各种协约维系和平, 王国内部国王权威有限, 重要事务要和权贵、商人阶层达成妥协, 契约传统根深蒂固, 为金融持续创新创造了适合的环境。我们认为, 这种制度上的差异, 是造成 16 世纪后东西方经济文化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 同步推进创新四大要素的进步, 只有配套制度完善之后, 新的金融创新才能长久持续地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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