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此前，我在采写涉家庭暴力案件在执法司法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困局时，发现其错综复杂、清理法理的纠葛以及衍生困境，远超大众想象。

其中，一个受访者令我印象深刻。阳女士（化名）是该领域权威专家，隶属中国心理学会CPS系统（全国仅4000余人有相关资质），目前在某大城市从事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在提及一个典型个案时，一向将个人生活与工作“边界”牢牢把控的她竟泪眼婆娑：

“我们在职能范围内已经做到极限了，甚至私人越界想去拯救受害者，但还是看着情况越来越糟，以至于我自己都在接受其他心理咨询师的督导。”

她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这个典型个案陷入了僵局，希望你能模糊化处理后发表，让观察者网的专家和网友们集思广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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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是血的阿珊（化名）来到某医院外科就诊，在问诊的过程中，女子透露是被丈夫殴打的。接诊医生根据后脑勺的伤情判断伤者所言非虚，他一边为伤者处理伤口，一边按照强制报告的要求报警，一起隐秘的涉家暴案件得以被“看见”。

“你不要乱说，这是我自己弄伤的。”谁知，当阿珊得知医生要报警，坚决否认伤情系家暴所致，她不顾众人的安抚，强行离开了医院。

“为什么不能强制要求她配合调查呢？”

“这种情况严格叫‘涉家暴案例’，都不能成为‘案件’。女方不愿意报警不愿意和警察见面，又再三保证是自己弄伤的。即使有医生陈诉，这种当事人反复更改的措辞是不可能被警方固定和采纳的，也就没有足够的依据强行介入。”一名民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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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不是家务事，公权力该不该干涉？目前已达成共识——该。但部分受害者出于面子、子女、财权纠纷、生活质量等原因，并不会主动寻求帮助甚至对公权力介入“自己家事”较为抵触。多名公检法受访者坦言，很多家暴案件的难点就是取证工作——公安机关的案件记录、医疗记录等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缺失当事人签名、时间久远等。

“实际上，她的伤情已构成刑事案件中的轻伤，以我们当地公检法机关和民众对家暴的态度，首次判决就会判离。”一名知情者坦言，“但受害者不愿意配合，错失了这个案例中唯一一次固定强力证据的机会。”

女子对公权力“刚性”机关介入“家事”如此抵触，当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联席部门，便考虑由“柔性力量”入手。

很快，妇联、民政、卫健、社区等介入此案，基层治理“微网格+五大员”派遣到位。五大员‌是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承担特定职责的角色，本案中为网格员、人民调解员、社区民警、心理工作者和社工。

对此，一名法官告诉我，“虽说社会治理五大员属于公权力的一部分，但其介入家事案件的法理依据不足。没有法理依据也就没有强有力的刚性手段，通常只能先调查了解，再‘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反复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在调查走访中，大家掌握了阿珊的具体情况：阿珊快五十岁了，潮汕人，系外来务工人员；在某街道开有一裁缝店。

调查员梳理了阿珊一天的活动轨迹：清晨起床为全家做早餐——早上送孩子上学——赶赴裁缝铺挣钱养家——接送孩子放学——买菜做菜吃晚饭（已八、九点）——饭后辅导孩子作业——丈夫孩子睡觉后清洗碗筷做家务——凌晨上床睡觉。

“因为晚上才能洗碗打扫卫生洗漱，他丈夫嫌她吵到自己休息，就会打骂她。她上床后也长期睡不好，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糟糕，感觉就靠‘还得养孩子’那一口气撑着。”为了拯救这个深陷泥潭的母亲，街道和社工们找到了她的小裁缝铺，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阿珊总算打开了心扉。

阿珊的自述结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一个藏在繁华都市隐秘角落的令人窒息的家庭浮出水面。

“夫妻都是潮汕人，小学文化，两人系老家包办婚姻，感情并不深厚，男方曾有出轨行为；两人共育有6个子女，其中2个成年后便和原生家庭断了联系，另外4个未成年人，2个在我们当地读书，2个休学在家；男方没有工作，也不参与子女抚养和教育工作，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女方的裁缝店，家务和子女教养也全由女方承担。”

阿珊的情况和大部分家暴受害者不同。一般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时，考虑子女羁绊、经济难以独立、施暴者事后有忏悔行为等因素后往往选择隐忍；还有一部分受害者是愿意让渡生命身体权利来换取施暴者资源，甚至有个别受害者是极端恋爱脑。

“但阿珊不同，实际上，她只要离婚，她和子女的物质和精神状态都会有质的飞越。但是她不愿意！”

一位检察官提醒阳女士：“公权力和私权利要分清边界。作为一个男人，我对这种男性之耻的人渣恨不得打他一顿，但代表公权力介入，我们是绝不能主动鼓励其中一方离婚的。”

后来，在社工们的反复动员感化下，阿珊终于同意阳女士等人介入自己“家务事”。“但丈夫从头到尾都不予配合，我们根本堵不到他人。”

当阿珊带着社工们来到自己的“家”时，出租屋里的情境令人惊讶和辛酸：没有任何窗户的房子阴森黑暗、密不透风，杂乱的居住环境，极不正常的房间安排——丈夫单独一个房间，阿珊和其他孩子挤在一个房间。

社工们将4个孩子带去全国权威医院进行身体及心理方面的检查，其结果令大家无比痛心：“休学的两个孩子确诊抑郁，其中三女儿重度抑郁并伴有语言功能退化——由外界带来的获得性沟通交流障碍。”

“孩子们有没有被家暴过？”

“从孩子们的描述中，我们推测孩子没有被家暴，但也侧面印证了阿珊被家暴的客观事实。”

“孩子们抑郁、失语症和家暴有没有关系？”

“我个人主观感受，那当然有。但证据呢？法律事实层面如何证明？”

“那孩子们的陈述可否作为证据支撑，让司法力量取得采用强制手段的依据？”

“你看又回到原点了。每次我们想要更进一步，就又陷入‘怎么界定家暴’的死胡同——客观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要靠证据，关键是她不愿意配合取证。”

阳女士思考了片刻说：“根据我们的接触与判断。阿珊不愿配合，主要受限于认知水平、文化观念和封建思想，还有明显固化的强迫性思维——比如她提过，女人是不能为难男方的；比如她说，离婚了的话，整个娘家在老家都会抬不起头；她甚至会在我们鼓励她调整生活节奏、为自己多争取一些休息时间时，质疑‘我可以这么做吗？真的可以吗？’”

为了拯救这个思想固化、作茧自缚的受害者，更为了4个孩子，妇联、民政、教育局、心理中心、社区、街道和医院不断跟进，一次次为他们创造条件：教育局为其子女免除了一切学杂费，民政部门代为购买少儿互助金、医保社保；两名确诊抑郁的孩子安排在全国最顶级医院进行治疗且医药费全免；甚至只要阿珊愿意，联席部门可以将阿珊安排在时间自由、受到保护的社区“妈妈岗”、与丈夫物理隔离。

这一切阿珊看在眼里，十分感激，但只要工作人员一提到丈夫，她又退缩了。她说：“你们别这样，其实你们介入后，他现在打我打得很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