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青岚】

“我在1990年首次提出单极模式时，就建议我们应既接受它带来的负担，也接受它造就的机遇；我还提出，如果美国不搞坏自己的经济，单极结构就可能持续三十或四十年。这在当时似乎很大胆。今天看来，它却似乎相当保守。单极时刻变成了单极时代。然而，仍然真确的是单极的持久性将在美国国内决定”。

当新保守主义旗手克劳萨默写下这段意气风发的文字，他应该不会想到单极时代“如期而至”的尾声竟是如此这般撕裂而动荡。

刚刚结束的2024美国大选，又是一次被高调宣布的美国国运“抉择时刻”，又是一次“红潮”与“蓝潮”之间酣畅淋漓的翻转，俨然2016或者2020选战的精心翻拍。

对于已绵延有年的华盛顿政坛高频次“钟摆”，美国政党体系研究权威特谢拉（Ruy Teixeira）在其上月的报告《没有赢家的政治》中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特谢拉认为，美国政党体系确实陷入了两个世纪以来罕见的僵局，“恶性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一代人”。不同于此前历次体系重组，当下的两党选民基础高度极化，它们均有足够的力量惩罚入主白宫的对方，却也均无法维持自己经久的胜利。即便2024似乎宣告了进步主义狂飙突进的终结，但能够说服与构建稳定多数联盟的新共识却依然远在天边。

无论这样的新共识是什么，诚如克劳萨默所言，“不搞坏自己的经济”，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独有偶，特谢拉在分析了堕胎等两党现有焦点议程后，也将“经济繁荣”列为建构稳定多数联盟需要开发的关键议题。

一言以蔽之，没有多数选民的经济“获得感”与“安全感”，就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多数党派。

有必要指出的是，经济的重要性并非今时今日才被发现的盲点。2016与2020大选胜利者，无不鼓吹自己拥有振兴经济的特效良药，在其任期内也的确不遗余力推动着各自的亲商业政策。

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政治钟摆反复震荡，但以小企业新注册家数为代表，美国本土的创业活跃度已达到200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至于中小企业乐观指数，更是创下里根时代以来的最高纪录。

然而这样的进展，显然还不足够。

尽管创业活跃、就业充分，但保罗沃克尔后从未有过的通胀潮，仍然在刺激着普通美国人的神经。

回顾近年来华盛顿通胀治理的思路，可以明显发现其中对制造业的强烈兴趣，以至于历史性的产业振兴法案直接被冠以《通胀削减法》之名。塑造这套思路的“沃顿男孩”（沃顿商学院研究者）们，对此有极其简明的阐释：“通货膨胀是什么？它就是供需失衡，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专注于减少需求，但这给了我们第二种方法：让我们确保通过避免供应链中断来改善供应”。

有趣的是，尽管红蓝更替，但重振“美国制造”，仍然是特朗普与万斯言谈中治理通胀的一条主线。

当然，华盛顿政客表现出的这种跨党派倾向，其真实心理动机早已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改善，更指向美国生活方式在世界体系中的优越地位。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美国赢得冷战“人心之争”并至今享有超然国际地位的基石，并非依靠压倒苏东阵营的大舰巨炮，而是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激发广泛渴求与向往的美国生活方式符号，以及由此层累而成的“想象帝国”。

在心智观察所看来，围绕美国生活方式的千百种定义中，新颖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与快速普及，当可称其最本质特征。细细品味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载入史册的那段“厨房辩论”，从成千上万工人家庭与副总统夫妇使用同款家电，到美国人习惯于二十年换一套房子，尼克松的全部论述，都在有意无意围绕着这一特征展开。

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也曾以文艺创作者的敏感总结过美国生活方式内核：“美国最伟大之处在于开创了传统，最富有的消费者和最贫穷的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基本相同。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可口可乐，你可以知道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喝可乐，想想看，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到比街角流浪汉喝的更好的可乐。所有的可乐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可乐都很好”。

多年后的今天，尽管人们还可以立即举出iPhone、特斯拉等光芒四射的消费品图腾，但稍加严肃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地位与吸引力，的确已出现了明显下滑。

以超级公司为例，1995年，财富五百强榜单上营收最高的十家美国企业，还有八家出自工业领域，而到了2024年，连同亚马逊、Alphabat在内，能够在海外市场大规模交付标准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在十强中仅余四席，堪堪持平于美国医疗体系寄生的“特色”医药服务寡头上榜家数。

伴随着这种“全球性”企业与“本土性”企业，或者说，“生产力型”企业与“生产关系型”企业的此消彼长，美国生活方式所唤起的想象也已全然不同。那些在北美以外极少听闻的陌生医药巨头及其业务，不仅谈不上征服他国公众心智，甚至在源源不断输出着耸人听闻的美国金元医疗怪谈。

对于这种衰落，美国朝野精英自然心知肚明，也不约而同捕捉到了其症结所在：美国人或许仍然是最慷慨的消费者，但美国企业已在大多数标准消费品的供应中输给了海外竞争者。

大选前夕，《美国事务》主编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 Krein）便发表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美国工业必须再次崛起》，充分展现了当下精英阶层的判断与应对。

克莱因开宗明义地断言，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人都将进入一段消费紧缩时期，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紧缩的具体路径：

是追求财政平衡的“传统”紧缩？运动式减排带来的“绿色”紧缩？还是以“追赶式再工业化”（catch-up reindustrialisation）为宗旨、从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的国内政策转型？

克莱因本人，无疑是“第三条道路”的忠实拥护者。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美国显然浪费了单极时代的红利，这不仅是因为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干预，还因为其不明智的经济政策，重振工业基础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否则，“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的帝国将彻底崩溃”。

可即便是对产业政策有如此深入思考的理论家，在解读美国工业的衰落或者中国工业的崛起上，依然暴露出诸多偏差。拿着错误的诊断和药方，恐怕不会带来药到病除的正确结果。

例如，克莱因认为美国工业衰落的内因是企业偏离了经济理性假设，以股东价值最大化而非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带来对“金融炼金术”的沉迷，最终结果是长期投资不足，特别是在外国竞争对手压低回报的资本密集型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