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9月10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进行了2024美国大选第一轮电视辩论。经历枪击事件、“换登门”事件之后，两党竞选格局初定。

哈里斯以精心策划的形象和检察官生涯历练的演讲口才，在辩论中不落下风；特朗则称这是自己最好的一场辩论，并批评辩论主办方美国广播公司（ABC）主持人不公平。总之，结束后，双方阵营都称自己赢了，美国大选的走向更加不明朗。

当全球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年美国大选格外受到各国关注。然而选举状况频出，又令人难以看清美国政治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在下文与耶鲁大学华人教授张泰苏的对谈中，他分享自己对美国大选、以及美国政治运行基本逻辑的观察和理解。

本文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ESSRA），原题为《当政治被“抽离”：美国动态重组及其全球影响再讨论》。

微妙平衡：两党重组与选情预期

ESSRA：美国2024大选刚刚结束预选，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意外的情况。经过特朗普枪击事件，民主党更换候选人，两党副总统候选人确定等一系列事件后，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辩论对决。回望过去，自从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治动荡和斗争异常剧烈。您如何看待迄今为止本次选举中两党的争斗格局？

张泰苏：首先，需要指出，从2016年开始，对美国两党来说，每一次选举都是关乎决定国家走向的生死之争。这种性质的选举在美国历史中并不常见。回顾此前选举，无论是2004年克里对决小布什，还是2012年奥巴马对决罗姆尼，两党攻讦固然激烈，但细究两党核心政策却差异不大，争论的都是细枝末节，反过来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有着精英共识的国家。而现在，白宫每次易主，带来的都是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调转。本次大选自然也不例外。

美国政党政治也出现了从代表性到组织的多重变化。90年代初，共和党曾经是精英阶层的代表，民主党则是蓝领工人的代表，而如今情形正好相反。在组织层面，2016年以前的共和党曾经被认为是党派纪律强、高度制度化的，民主党则是较为松散的联盟，如今情况也对调了。民主党反而成为了高度制度化的、具有精英风格的政党。这种转变，在“换登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党派利益危急存亡的关头，将现任总统从候选人的位置上换下，这在如今的共和党中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更换候选人之后，哈里斯的民调数据和竞选表现比很多人预想中要好很多。这种预期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所有人都过度高估了特朗普的政治能量；第二，大家同样过度低估了民主党政党机器的运行效率。

现在外界对特朗普的判断，是以2016年的选举表现为基准的。在其对手是拜登的时候，特朗普的表现看起来也基本维持了一贯的基本风格，抓住拜登的各种问题进行攻击。但在攻击对象骤然变成哈里斯之后，他展示出的政治直觉和反应能力远不如2016年。

如果是当年，他完全有可能迅速结合枪击事件和检方对他的诉讼，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受迫害的形象，并通过不断重复，加强支持者和公众对他的认知定式，激起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痛恨。而只要他咬死自己是一个受迫害者，同时坚持攻击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将美国人过去四年中在经济上经历的痛苦跟民主党绑定，效果会很好。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政治敏锐性，面对哈里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她。而他提名的副手人选万斯（James David Vans）也没有很好地跟他形成配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竞选负资产。

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展开首场电视辩论。IC Photo

哈里斯一方，从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刚刚结束的电视辩论可以看出，民主党机器在关键时刻依然能爆发出力量，将党内各种派系迅速凝合在一起，对外表达出一致性。在民主党决定换掉拜登的时候，党内的预期并不是胜选，而是止损。他们自己都认为胜选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要尽量调动起选民的积极性，不要在白宫和国会双线惨败，保住尽可能多的国会席位。就目前的效果来看，民主党竞选机器启动后体现出的能力比外部预想的要强。

党代会演讲和电视辩论中，哈里斯的表现比2020年竞选时要好一些，但总体来说中规中矩，政策主张也很中庸，没有什么特别亮眼之处。这反映了民主党根据现实情况采纳的核心竞选策略——哈里斯的形象越模糊越好，她不需要过早被定性，她身上唯一需要凸显的品牌标签就是“她不是特朗普”，而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不是特朗普的正常政客。

这样的形象，有助于吸引和整合所有对特朗普不满的人群，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有什么身份政治上的标签、对经济政策持何种态度，让这些不同的选民都能接受她。加上她自身的少数族裔、移民、精英女性形象，配合她的副手沃尔兹（Tim Waltz）的乡村白人男性形象，可以拉动尽可能多的支持。

从民主党内部机器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也意味着，无论是推举哈里斯还是随便哪个没有政治抱负的民主党州长，差别不会太大，只不过哈里斯在提名斗争过程中是各个派系最不容易绕过去的一个人，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她能迅速统一党内各方势力。

相比之下，共和党要散乱得多。从2016年至今，共和党的组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特朗普个人化组织，一旦离开特朗普，党内很可能没有办法形成任何协调。这一点在去年10月更换议长的事情上也有所体现，凯文·麦卡锡被罢免之后，共和党拖了三周时间，才选出迈克·约翰逊接任他的位置。像民主党今年这样效率，在一个月内完成协调，换掉拜登，并且在重要场合对哈里斯形成几乎一致的支持态度，当下的共和党是做不到的。

然而，特朗普也已经快80岁了，即使今年当选，也只剩最后四年任期，一旦特朗普不再影响共和党，其党内的深层分裂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综合各方面情况看，今年大选结果如何，依然只能说是一个未知数。

“架空政府”：美国的财阀统治和离散政治

ESSRA：美国大选一贯是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一场选举，在大选进程中频发的事件甚至闹剧，以及对它们的观察分析，也在不断地消耗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如何从制度层面理解美国政治的运转？在您开头所提及的激荡摇摆的两党竞争中，背后有什么制度性或者结构性的分析要素？

张泰苏：美国大选的极化和不确定性增强固然已经昭显，但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到一种容易被选举的热闹遮蔽的常识：美国选举，甚至说美国的国家政治，对其国家机器、经济体制运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都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从东亚的经验，甚至从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经验出发，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但美国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联邦政府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小政府，它的联邦决策层能够决定的事项非常少。只不过因为美国国家实力，所以联邦政府的绝对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很大。

而美国政策，就像今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主要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而其最终能够对决策形成有效影响力的，是精英阶层里的大资本、大财团，他们掌握着美国大多数的资源，也控制着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制度。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国内制度安排，他们已经将国内主要政策基本锁死，而政界、学界、媒体的精英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

因此，无论大选吵得多激烈，看起来多热闹，最终无论上台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不能撼动美国的运行机制和内外政策。比如说，在医保和国防这两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无论谁当总统，都只能进行微调。共和党不可能废除医保，民主党也不可能真的削减国防。

7月1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竞选集会现场被护送离开。新华社/美联

这导致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有些话题看似吵得很热闹，但大多是一些情绪上的空话，争的更多是意气，而不是规则、制度、举措层面的问题。普通人的经济情况，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社会议题方面，围绕身份、性别、种族等等问题，一些人表达很激烈，但在美国社会中这些人并不是大多数。

所以我们只看美国政治，会感觉它堪称幼稚。政客都像作秀，政治活动好像骂战，政策规划也没有什么稳定性，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大国的政府。美国似乎是很难被理性治理的，充满混乱的，经常被突发的政策冲突所左右的，因为美国体制真正核心的稳定的内容并不在政治范围之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让联邦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将政治从国家治理中抽离，是美国整个精英阶层的默契。

近20年来，这种倾向变得尤为明显，行政国家不断扩张，法官的决策权、裁量权有所扩大，国会的重要性则在不断缩小。整个体系持续向着更符合大资本需求的方向变化，官僚行政化和司法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不论是谁赢得大选，都无法对美国制度的基本盘造成深刻影响。

以我所熟悉的法律体系为例，美国历史上真正给法律制度带来重大改变的案例并不多。很多人认为两党都在争夺最高法院，当下最高法院被保守势力控制，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美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法院相比政治而言，所扮演的都更多是一个保守的角色。我个人很认可托克维尔的观点，法律人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偏向保守主义的。通过法院来引发深层社会变革，是极少发生的事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大资本更青睐押注于法院，因为法院体系天然有助于美国当下制度的延续，而当下的美国制度，又是符合大资本的利益的。

讽刺的是，这种由大资本长期推动的利益制度化的机制，正是特朗普一开始想要反抗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特朗普代表了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大财团利益政治固化的反抗，因为这套体系对这些民众的需求越来越不敏感，因此他们选择在2016年的时候支持特朗普。但是，随着特朗普经历第一任期及之后的起伏，他明显从起初的民粹主义立场中退却了。最明确的信号就是特朗普和大资本重新绑定的趋势。

2016年的大选中，美国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都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当时从“红脖子”支持者们的理念出发，坚决反对包括合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政策，几乎得罪了所有依赖于高技术移民的美国企业。如今，特朗普重新向传统的共和党政策靠拢，也不再反对合法移民，靠减税、反身份政治等立场重新赢得了如马斯克在内的一部分大财团的支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特朗普不具备成功革命者的人格和素养，他没有任何清晰坚守的意识形态。如今他的转变，颇有“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意味。

精英们架空联邦政府的“隐形国策”，导致美国当下的政治出现既稳定又僵化的状态。这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排除了社会因为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如果政治走到极端，会变成拉丁美洲左右急转，社会遭受的伤害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