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里翰·萨拉姆，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埃米·古特曼（Amy Gutmann）是一位知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美国总统乔·拜登派驻德国大使的不二人选。在漫长且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中，她为协商民主理论、身份政治、教育机构在多元社会中的作用等学术课题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课题在如今的大西洋两岸都前所未有地重要。考虑到俄乌冲突的大背景，由一位德国犹太难民的女儿在柏林代表美国利益，毫无疑问会引发许多共鸣。

但笔者怀疑，古特曼之所以能够受命担任美国最知名的驻外大使职务之一，并不是因为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跟她的祖籍没什么关系。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拜登总统认为自己欠对方一个人情。相比令人瞠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巨额捐款，古特曼女士给予了总统先生一件更加珍贵的东西。

就任大使之前，古特曼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了18年的校长，她因出色的筹款能力与战略眼光而广受赞誉，并获得了不菲的报酬。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2月，古特曼主持成立了宾大拜登外交与全球参与中心。拜登亲自担任该智库的负责人，他同时也被宾大授予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统实践教授这一荣誉职位。

图为拜登与古特曼一同出席活动。拜登被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职后，宾大录取他的孙女符合在美国精英大学长期通行的“传承录取”模式

让一位前副总统加入你的教职团队可不是一件小事。古特曼似乎与拜登建立了深厚默契。2018年，拜登的孙女梅西·拜登（Maisy Biden）申请报考宾大时，拜登亲自向古特曼说情，后者似乎为增加拜登孙女的录取几率提供了宝贵建议。尽管学术成绩并不出色，梅西还是在2019年秋季被宾大录取，且于今年春季毕业。彼时，古特曼已经完全适应了在柏林的大使生活。

笔者并非是嫉妒拜登采取各种手段为孙女争取到上名牌大学的机会，这种爷爷为孙辈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笔者也不会抱怨古特曼卖了拜登一次人情，毕竟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宾大的招牌贴金。然而，这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令人十分震惊。一般来说，人们会期待大学校长向前副总统献殷勤，而不是反过来。

然而，古特曼并非一所美国普通大学的校长，她是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校长。这个区别改变了一切。古特曼与拜登家族的关系完美诠释了常春藤盟校及类似高等教育机构的巨大影响力，也预示了这种影响力可能会如何终结。

数十年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凭借数十亿美元捐款，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庞大富人阶层的“规范养成者”。通过将权贵子弟与一部分选定的弱势群体子女相结合，这些大学培养出了新一代美国进步主义精英，对整个国家的文化与政治生活拥有巨大影响力。如今，随着常春藤盟校的招生规范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左右翼势力的严格审查，这种行之有效的“炼金术”的命运岌岌可危，也为新一轮精英生产机制打开了大门。

古特曼最杰出的前任之一是前美国驻德大使詹姆斯·布莱恩·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他曾担任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冷战之初的首位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十分巧合的是，柯南特在就任驻德大使这个重要职务前，也做了20年的哈佛大学校长。

詹姆斯·布莱恩·柯南特，美国化学家、前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1933年至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

从柯南特的时代到古特曼的时代，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走向了权势巅峰。然而，柯南特对哈佛的愿景与古特曼对宾大的愿景截然不同。

柯南特的童年是在波士顿一个工人阶级之家度过的。他任哈佛校长期间最知名的举措，便是将这所被视作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精英的养成学校转型成一座更注重择优录取的学府。他责成大学行政人员寻找一套能够选拔出全美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年轻人的考核机制，即日后SAT考试的前身。

柯南特相信，哈佛大学能够推动实现“杰斐逊的理想”：由一群通过了严格且有据可依的选拔机制考验、心系公众的知识分子精英来领导美国。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柯南特们所代表的理念是哈佛及类似高等学府在他们心中地位如此崇高的最有力证明。因此，一旦违背了择优录取的初衷，常春藤盟校在美国民间的精英人设会迅速坍塌。

现实中，这样的择优制精英主义从未完全付诸实施，尤其是在常春藤盟校中。首先，柯南特本人就推行过犹太学生录取配额制，被批评对各种反犹主义措施至少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柯南特时代之后的数十年间，一大批美国大学的管理者放弃了择优制精英主义，转而追求一种更为不同、据说基础更加稳固的精英制。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不再一味强调学术卓越，而是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路线，将仅凭学术成绩选拔出来的学生与另一批学生相结合——不管是基于字面意义还是隐喻，这批学生的存在意味着“丰富大学生活的多样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背离了择优制的选拔方式被视作向筹款需求与其他纷繁的机构目标做出妥协。然而，近年来，这种多元化的招生模式被赋予了新的道德内涵。不妨称之为“进步精英主义”（progressive elitism）。

1995年5月，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劳伦斯·S·洛克菲勒政治学教授及系主任的古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知名的人文学科“坦纳人类价值讲座”上发言。她在演讲中强调了种族歧视问题，称之为“美国公共生活中道德和智力层面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古特曼的核心观点之一包括，“能够有效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公共政策与个人实践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黑人批评其他黑人同胞也是公平合理的，因为那些黑人从前者反抗种族歧视的努力中获益，却对这一事业或同样紧迫的其他事业毫无贡献”。也就是说，美国黑人“需要团结起来抗击种族歧视”，比如，支持高等教育中基于种族因素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s）政策。

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对以种族肤色为依据给予特定待遇，但此后推行的“平权法案”却演变成在招聘/招生过程中给予特定族裔优惠

古特曼认为，不仅仅是美国黑人应在这一领域肩负特殊义务。她表示，“我们必须承担的种族负担越少，我们对克服种族歧视的义务就越大”。非黑美国人“尤其肩负抗击种族歧视的特殊任务，这样才能减少他们成为不公平优势获益者的可能性，这些不公平优势起源于社会机制中的种族主义成见或其他形式的制度化不公，它们以有悖公平的方式令黑人群体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古特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享有特权的个人或团体肩负特殊义务，需要放弃他们通过不公正手段（这种手段加剧了种族不平等）获得的优势，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拜登总统帮助孙女进入宾大所做的努力？或者说，该如何指望身为政治哲学家的埃米·古特曼来理解这件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