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

早上好，各位参会人员、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想感谢清华大学王（希勤）教授以及世界和平论坛的秘书长闫（学通）教授的邀请。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求共识、促合作、稳秩序、护和平”，这是一个引发我们思考的恰当主题。在后冷战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共识和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思考，即将到来的各种地缘政治风险暗示着这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任务，不可能完成。

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坚定信念，是能成功的。东盟中心地位（centrality）的不断演变，在我看来，是东盟为塑造东南亚更大战略领域作出的积极尝试，这个广泛领域涉及亚洲、亚太或印太地区。东盟承担着一系列类似论坛的角色，在贸易、外交、国防等方面寻求更广泛地区主要参与国家间合作。

与此同时，东盟中心的必要性是冷战后由一系列具体环境和情况决定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随着曾经的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合作，使得经济增长迅速，区域互联互通。但是正如人们一直所说的，新的全球开放性也引发了焦虑和担忧。人们担心超级大国的竞争会破坏地区平衡，带来不稳定和不安全。这样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目前，亚太地区有着各种各样的热点问题，例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海问题、印度次大陆问题和南海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展示了地缘政治的紧张性，强调了建立能够应对和缓解这些潜在威胁以及应对政治冲突的区域合作的必要性。针对这些问题，东盟启动了一系列区域机构及论坛，填补了这一真空。

首先是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该论坛成为政治和安全问题对话的主要平台之一。多年来，即使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其工作也值得称赞。东盟地区论坛加强国家互信，鼓励各国阐明自己的安全观点。虽然现在对于这些论坛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疲劳，但从东盟中心地位的角度出发，该论坛仍然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刺激了“东盟+3”格局的形成，使得东盟国家和中国、日本、韩国进一步紧密联结在一起，扩大东盟区域作用范围，促进经济合作。东盟+3在创建《清迈倡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第一个解决该地区短期流动性问题的区域性货币互换倡议，为经济动荡期间的成员国提供了金融安全网络。2005年，东亚分会启动，这一分会就区域的关键挑战进行战略性对话及合作，也体现了东盟的主动性和包容性。分会将所有区域、国家安置在一个类似于保护伞的倡议之下，打造了大国可以作为平等参与者而非主导者的环境。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3日，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雅加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图自外交部网站

女士们，先生们。

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东盟及其八个对话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俄罗斯和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东盟安全框架。这些会议主要促进国家互信，深化防务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尽管有这些目标和愿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东盟的合作力度。与此同时，东盟之所以有能力发起和维持这些机构，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引起地区主要国家的质疑。换言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日本、美国等重要国家带头提出地区倡议。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中国主导并且还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论坛；或者是美国主导而获得中国大力支持的论坛。由于中美间的互相猜疑和竞争，这样的论坛几乎不太可能有很强包容性。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中心地位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们会认为，它至少会具有中立性的特征。

尽管东盟中心地位这一概念经常被人们使用，但我们很难对概念下定义，因为没办法设置确定的范围。我们通常基于不同的目的或背景，而使用这样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概念只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东盟作为区域对话和合作主要召集者的角色。

在很多情况下，东盟中心地位被用以宣传东盟应该或可能扮演的一些角色。特别是考虑到东南亚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发展，东盟在维持这一中心地位面临许多挑战。对于东盟而言，关键愿景是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只要没有做好这一点，人们就会怀疑东盟是否有能力担任区域对话与合作的召集人角色。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东盟表现很出色。不过泰国和柬埔寨在其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偶尔也会发生小规模冲突。

但是，在平息成员国内部紧张局势方面，东盟做得并不是特别成功，尤其是在缅甸。缅甸问题是目前东盟中心地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缅甸现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暴力冲突，2021年2月的政变动乱和政府镇压已经演变为一场全面内战，且战斗已经蔓延到中心地带的城市与地区。

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都认为东盟不应该彻底对军方宣战，认为东盟不应过早在外长级别与军政府接触，因为他们没有实现在雅加达达成的五点共识。

诚然，东盟机构能力有限，不能强迫成员各方实现和平，只能在成员国准备好的时候为其提供便利。然而，这不意味着不作为。东盟不应忽视暴力、流离失所、侵害人权和国际法的问题，成员国也不应以任何方式促成其合法化。

在东盟区域之外，其中心地位也面临着一些潜在外部挑战。

近年来，印太概念、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条约（AUKUS, 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结构。尽管这些架构植根于促进区域内稳定、安全和繁荣的愿望，但却被视为对东盟中心地位的破坏。广义上，印太包括了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区域，这种大幅度的框架延伸，削弱了东南亚的地理和战略中心地位，进而削弱了东盟的影响力，因为这与东盟强调的包容性背道而驰。

东盟制订了《东盟关于印度洋-太平洋合作的展望》，表明东盟试图在扩大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重新获得其中心地位。《展望》阐明了东盟的开放性、透明度、包容性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等原则，强调了合作的必要性，强调了东盟希望保持其在促进区域对话和共识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展望》象征着东盟的战略自主性，并反映了其对于不断发展的区域架构方面持续参与的承诺。

2019年，东盟发布《东盟关于印度洋-太平洋合作的展望》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也有可能削弱东盟的战略中心地位，这四方使命是确保地区自由开放，但并不能掩盖遏制东盟影响力的事实。随着四国集团影响力增加，东盟地区的关键参与者可能在有关安全战略对话和决策过程中被排挤。在这些大国中，与此最相关的是印度，因为从各个方面出发，印度最有望成为继美国后的第三大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最近东盟和印度的会议、以及之前的论坛上呼吁，实现积极接触与合作。

我想强调，在印度的问题上，应该用一种特殊方式对待印太关系。印度在大国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东盟希望通过与印度合作改善印太关系。

最后，自从澳大利亚宣布在美英帮助下获得核动力潜艇后，AUKUS协议也引起了极大关注。协议本身并不会极大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其设想的发展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然而，AUKUS发出了明确信号，将军事能力发展置于该地区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最前沿。

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格局中，这些发展有可能对东盟保持核心地位构成巨大挑战。东盟必须应对新的地区势力，并驾驭这些结构所代表的竞争利益和战略叙事。东盟必须加强其内部凝聚力、建设能力，并坚持其在区域战略对话中的核心地位。一些批评者可能会说，这只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不可能实现。

的确，东盟是否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让我们把这些挑战看作是为东盟重新评估其地位、重新调整其战略和重新加强其在区域秩序中的机会。能否成功通过这些挑战，将决定东盟在面对本地区和全球舞台上不断变化的权力时的相关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