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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安全网建设，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郭树清在文中阐释了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内涵，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保护消费权益、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市场稳定、处置问题机构。

其中，在处置问题机构方面，郭树清指出，及早把“烂苹果”捡出去，对于建设稳健高效的风险处置体系至关重要。一是“生前遗嘱”。金融机构必须制定并定期修订翔实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确保出现问题得到有序处置。二是“自救安排”。落实机构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的主体责任，全面做实资本工具吸收损失机制。自救失败的问题机构必须依法重整或破产关闭。三是“注入基金”。必要时运用存款保险等行业保障基金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防止挤提、退保事件和单体风险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四是“及时止损”。为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以成本最小为原则，让经营失败金融企业退出市场。五是“应急准备”。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处置系统性危机的预案。六是“快速启动”。有些金融机构风险的爆发具有突然性，形势恶化如同火警，启动处置机制必须有特殊授权安排。

具体到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的重点举措上，郭树清表示，一是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健全“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四是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五是营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六是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七是完善金融安全网和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八是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在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方面，易纲表示，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中央银行要管好货币总闸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保持住了政策定力，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易纲称，“我们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在全世界居中，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较低，人民币汇率也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物价走势整体可控，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易纲强调，正常的货币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利率的调整可以有效调节货币政策的情况。与其相对应的是在零利率或负利率情况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常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利于促进居民储蓄和收入合理增长，也有利于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有望维持在合理区间，有条件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斜率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形态。

在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的主体责任，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方面，易纲认为，“自救”应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

他进一步表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金融机构要建立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按照监管规则计提拨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塑造金融机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尊重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减少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推动资不抵债的机构有序市场化退出，通过股权清零、大额债权打折承担损失。

易纲表示，“自救”能力来源于市场经济下机构的股东出资和可持续经营产生的收益，“自救”的动力和自觉性来源于有效的监管。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建立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市场主体以自己的资本充足率为约束，股东负有主体责任，在出现坏账时，用拨备、核销、补资本的方式满足监管要求，保持自身的稳健性。

此外，在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方面，易纲提出，实行中央银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的钱”与“央行的钱”存在本质区别。财政部门收入源于税收，支出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央银行拥有法定发钞权，开展货币政策操作，实现维护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在此过程中附带产生收益或者亏损。

刘昆从优化税制结构，坚持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分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健全财政资源统筹机制；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增强财政可持续能力，筑牢风险防范制度机制；强化财经纪律约束，优化财会监督体系等六方面展开论述。

在优化税制结构，坚持以共享税为主体的收入划分制度方面，刘昆提出，在保持基本税制稳定前提下，优化税制结构。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强化税制的累进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扩大综合所得征税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畅通增值税抵扣链条，优化留抵退税制度设计。健全地方税体系，加快培育地方税源。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

在增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健全财政资源统筹机制方面，刘昆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财政相应处于紧平衡状态，必须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在强化收入统筹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国之大者”。加大对教育、科技、就业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在提升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方面，刘昆表示，加强预算管理重点环节，促进资金规范安全高效使用，精准有效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健全预算执行管理体系。严格预算控制、核算、决算，完整反映预算资金流向和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情况。优化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和交易制度，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发挥政府债券金融工具作用。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优化直达资金范围，保持规模合理适度。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增强地方分配资金自主性。实施资金分类管理，完善全过程监管机制。

在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方面，王文涛提到，优化贸易结构，加快推动智能制造发展，逐步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品牌经营等环节攀升，稳步提高出口附加值。做强一般贸易，加强品牌、质量和渠道建设，提高效益和规模。提升加工贸易，推动产业链升级。构建绿色贸易体系，优化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布局，促进内外贸一体化。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打造“中国商品”品牌。

王文涛表示，要积极扩大进口。推动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来源地，优化进口结构。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

在发展贸易新业态方面，王文涛指出，要促进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鼓励引导多元主体建设海外仓，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发展，发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带动作用，提升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水平，稳步推进离岸贸易发展。

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王文涛表示，持续推进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方位创新。具体而言，要优化服务进出口结构，包括扩大研发设计、节能降碳、环境服务、医疗等服务进口。扩大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鼓励成熟产业化技术出口，推动知识产权、法律等专业服务走出去。

在发展数字贸易方面，王文涛指出，要打造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引擎”，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建立健全促进政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积极支持数字产品贸易，持续优化数字服务贸易，促进专业服务、社交媒体等业态创新发展。

王文涛还提到，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也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任务之一。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贸易畅通网络，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贸易大通道。支持中欧班列发展，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拓展丝路电商全球布局，建设“一带一路”电子商务大市场。

此外，王文涛表示，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自由贸易区布局，推动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提升自由贸易区建设水平，全面深入参与各领域议题谈判，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发挥自贸协定的制度性红利。（记者：彭扬 赵白执南 欧阳剑环 王舒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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